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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方老住在门西的一条陋巷里，解放前坐困愁城，盘飨不继，常以大饼油条度日了。突然又有小汽车开了进来，邻舍围观、奔告，竟然是来邀请赴宴的。忙净身、整容又借了套整洁的衣服，匆匆登车。这是一说．辗转流传已具民间故事色彩。另一说是市委统战部登门拜访的。我想两说并存，先后发生也是可能的。从此方老“破雨伞里戳出”，当上了南京市政协委员（后来是省政协委员），工作落实在南京图书馆，搬进了山西路四卫头的公房。此是第一翻。

　　毛主席又说，他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就是这位维新派巡抚办的，更问起陈家后人的情况。陈衡恪、寅恪，他是晓得的。熟悉情况的同席介绍现在大陆的有：老二隆恪在上海任文保会顾问，老八登恪研究法国文学在武大教书，还有位老七在南京云。大概毛主席当时说了什么，于是喜从天降，来了个第三翻。这一翻，得三级教授待遇，又搬进了牯岭路一楼一底的房子。独门独户，有园子的；只是汽车间不派用场，这房子三个人住很宽敞了。听说中国最早留洋的舞蹈家、他的表妹俞姗，亦即黄敬的姑母，在楼上住过，只是不下楼见客。

　　关于义宁陈氏，戊戌政变后陈宝箴被革职，陈三立原先辞吏部主事职趋庭署为前驱。当时头角峥嵘的新人物如梁启超等群集湖南均得此少老爷引进之力，于是也就以“招引奸邪”受谴，“永不叙用”了。这位以后的散原老人，当时与谭嗣同等并称“清末四公子”、诗人。他的诗从形式说，自成面目，人称同光体，有真感情、含悲悯人世之旨，风靡清末民初数十年，汪辟疆教授曾有“散原私淑遍天下”的话。那拉氏掀帘而出，陈氏父子顶戴被摘，但在政坛、文坛的影响并未稍衰。原因是陈氏所安身立命的一张封建权势网，百馀年来始终笼罩着中国。这张网的原料不是麻、不是丝、也不是尼龙。例如“受命于天”的皇帝，那个“命”是以精虫的形式蠢动于人间的。载湉无子，溥仪得以入承大统，就因为彼此具有包含同一基因的精虫的原因。万人之上的权贵们，若是要长保禄位于子孙，将自己生理工厂的产品掺和进某一集团中去，乃是最佳方案。张宗昌之力求与“大成至圣”且经爱新觉罗.弘历“入股”的“圣裔”通婚，就是出于这一图谋。潘光旦教授的《明清两代嘉兴望族之研究》一书，曾涉及这一政治现象的，义宁陈氏在晚清以至今日煊赫一国的大网中是有一席地的。

　　我们环顾四周：陈氏与曾（国藩）俞（明震）谭（锺麟、延闿父）等为至亲。政府的核心者如陈诚，又是谭延闿的女婿，俞大维是陈三立的内侄又是女婿（蒋经国的女儿又成了俞大维的媳妇），所以陈诚、俞大维包括曾昭燏等均称方老为“七哥”。这张亲戚网或结或附，有贫有富，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来。例如我们南通的范当世，诗人，桐城姚氏婿，又是陈衡恪的泰山。散原老人于文友中竭诚推重的以范氏居首，散原精舍诗中投赠独繁且情挚，有句云：“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大有“使君与操”的意思。范早年弃合肥相府西席退居江北，纸窗残烛，馀生清贫，至曾孙画家范曾方得扬才使气于时。这是圈子的外围了，亦可见网罗之广。

　　方老是这张网的一个眼；但纲举而目不张。我认为这首先因为方老是一篇有个性的文章，虽然未得青眼载之报刊，方老自有他耿介的一面。解放前几年，真已成了涸辙之鲋。但他从不向当朝的贵戚伸手，宁可常去夫子庙旧书店闲谈被留吃一顿便饭。据说俞大维和陈诚两家夫妇有时想起：不知七哥怎么样了，于是一辆小汽车弯弯曲曲开进这小巷来。到则只见熄灶冷锅，七哥偃卧木板单被之上，如夫人枯坐床侧默无一语，就坐下开张支票留给七哥。方老不受“嗟来食”，这样送上门来的支票，则可收。

　　他早年在江西得肥缺，也曾财源滚滚如水之趋海。他说过：“钱，这个东西是无须去要的；要的是座位，坐在某种位置上，钱自会送上门来。”1948年他的第三位如夫人病故了，孑然一身，只有他母亲的“陪嫁丫头”从小服侍他的一位老太太未忍弃他而去。孤凄如此，一直敷衍到被陈老总邀请去赴宴。或问：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是适宜陈方恪生存的社会吗？他说过：“我不走，不是没有考虑的。这个考虑很严重，来了。首先，我的某种粮食来路断绝，势将困于陈蔡之间，只有戒绝的一条出路。这个决心都能下，我就不走。”我见方老时，虽说瘦骨嶙峋；但精神矍铄，脸上早已雨过天晴了。

　　方老论“财”与“座位”的关系，却没有说到底，就是“座位”是依托于“网”；而有些人“座位”之失，其咎并不在“网”。我听天石、白匋两位吴老说过，方老读书，从小就坐不热板凳，被逼随三个哥哥跟王伯沆读经史，南京有了小学，老师有柳诒徵等。王、柳都是江南名宿，“少年同学多不贱”，曾听方老说起周叔弢、茅以升、宗白华等。后又去上海进震旦学院，正课以外，马相伯亲授法文、拉丁文。方老颖悟过人，记忆神经简直像照相机一样，过目不忘。自小又追随散原老人广事交游，更是见多识广。

　　方老认为，倘若换个时间郑孝胥倒是对的。因为辛亥以后老人虽然不革命，也不与某些遗老沆瀣一气，更不阴谋复辟。在庐山送了幢别墅，不过是找几件摆设。从妄想当中兴宰辅的郑孝胥看，当然可说是“袖手人”了。其实说他“袖手”并不全对，“七•七”事变后，老人困北平团城中，忧国哀民，卧病绝食。弥留时还问寅恪，所传马厂打了胜仗，不知是否可靠。即此一点，就不能说他“袖手”。他与郑孝胥早年原是诗坛伯仲，后来就南辕北辙了，郑在长春时拿了新作问左右：这些东西较之散原不知如何？老人听说此事，微哂而言：今日的他，还同我比诗吗？不必了。因为当时的郑正热中伸手，为日帝火中取栗。那天漫谈兴尽时，方老郑重地说，当代人批评同光体有倾向，看其全盘，是有道理的。

　　我说这里虽没有书，但有书卷气在微风中徐徐扑面，这是老窖陈酿，已经沉淀为块，一碰新鲜空气在气化了。室中让人触目的是一只五彩戟耳大瓶，如中天一柱岸然独放华彩。方老见我很注意这只瓶，停下同天石的议论对我说：“万历款，虽是康雍间仿的，很可以看看，你看哩？”方老年轻时的照片即使还在，也该褪色了，唯有这只尘封久远的旧物，现在洗擦光洁，放在解放后置办的红木镶大理石的圆桌上。它满地锦中的开光里淡出一座海市仙阁，似梦如烟……

　　这位督军大人倒也爽快，接看来书随即问道：“老侄，你要出风头，还是缺钱用？”方老也就直截了当：“我开支太大，求老伯赏碗饭吃。”就这样因人设事，委了个全省田亩丈量局局长。那时，傅抱石先生还在南昌第一师范痛下囊萤映雪、刺股悬梁的苦功。有次傅老说笑：“当年方老回江西做官可了不得：四人大轿，前后盒子炮又是四个人。他老人家的官箴是：六亲不认。送钱上门一千亩可以缩成八百；倘若一毛不拔则江西的田可以得寸进尺的。”就如此这般，将全省田亩刮铲一过。继之的差使，有案可稽的先是景德镇税务局局长，再是督军署秘书长兼二套口统税局局长。

　　若问，以督军的股肱何以屈尊在一港口收税？老于官场的都晓得，交通枢纽处的关卡，正同沈万三家的聚宝盆一般，坐待进帐，风雨无阻的。“肥水不湮他人田”，任何下属都得为长官当一份经管的差，自己不过稍得分润罢了。从这等地方也可以想见方老机灵，他当然晓得这是上下关系的关键。高官、肥缺如是一年多，督军召见了，拍拍腰包问：“老侄，可以了吧？”方老敬谨答道：“谢老伯培植。”于是递上辞呈，携款十馀万金身轻如燕，驾轮直奔上海。

　　从此，十里洋场的长三堂子里来了一位潇洒、温存的贵公子。张灯开筵，偎红听曲；华盖过市，拾钏寻香。没日没夜，银子花得像流水一般。三年间，金屋所藏前为上海野鸡大王、后为苏州群玉班头，皆不久下堂而去。逮至江西之财所剩无几，忙倾囊得一烟花场中的所谓大姐者，携归南京散原精舍。他这一段生活，很像京剧花旦的行头，被强光照射着的珍珠宝石，金银线片，闪烁得刺眼。如今灯光一灭，所有的金银珠宝都消失了，就像月亮，自己本没有光。

　　岂但月亮无光，这时精舍中的老诗人，虽然诗酒酬酢几无虚日，但坐吃山空也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管事的老仆几次进言，老太爷说：“你说怎么办呢？……那么，我不抽红锡包，改抽品海。”红锡包降为品海牌，每天节省不过几个铜板。老仆晓得说也枉然，也就默然而退。如今见爱子倦游归来，顿觉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说是家中的书，哪来人看，堆着也是废纸，不如去换成钞票，还能贴补家用。于是，方老奉命在苏州护龙街开了爿含光阁书店。架上触目缥缃，开卷则朱墨灿烂。

　　服官、从商，或无门或不屑，就只得硬着头皮往谒父执唐蔚芝先生求助。唐老夫子，理学家，光绪中为农工商部尚书，旋辞官，专事教育，先后创办交通大学、无锡国专，一生清谨。当时正容相告：帮助是可以的，出路只有一条——教书。至此，方老就先在无锡继至上海，站讲台上当教授，吃粉笔灰了。他若能振作，原是位能办事的人，所以这一时期还曾出任上海某大学的教务长。至于教书，上课要按时，这对他最是苦事。但站在教桌前既能引经据典，又能随兴发挥，真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方老腹笥本富，特别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不仅熟读白文，于重要著作的疏证歧义、版本异同，均能如数家珍。又博览稗史小说，于朝野故实、瓜棚野趣，有问必答。特别是诗词一道，更有家学根底、世人皆知。方老兄弟中，长兄作画、三兄治史，皆是名震一代的大师。当然也都能诗，衡恪诗词有结集，寒柳堂诗更为世人熟知。散原老人对此却不甚了了，倒是当众说：“做诗，七娃子，尚可。”方老诗追先唐；而老人弃唐又不愿就宋，早年倒是以魏晋六朝为根本的。因此，唯“七娃子”诗能入法眼了。方老的词亦有味，钱仲联编《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封他为“地狂星、独火星孔亮”，云“彦通《鸾陂词》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方老晚年编所作成集，因与章士钊有旧，乃寄请书数语置诸卷首，至死未见有复，稿本亦不知所在了。

　　敌伪盘踞南京，方老在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管理旧籍，不一年绝袂而去。其时，金陵刻经处正处风雨飘摇中，因杨、陈两家先代有旧，乃请以董事名义出而维持。方老于银钱进出，一生随心所欲，由他主持此事，在经济责任上招致非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对于这段时间，他同我说过，因为掩护地下电台，1945年他被南京日寇宪兵司令部逮捕。刑审酷虐，又当炎夏，很吃了苦头。所幸敌伪已频临崩溃，经过朋辈的奔走，也就得以释放。当时对于这部电台来自哪一方面，觉得不便多问。事后想，返回南京，俞大维、陈诚以至亲关系，而与之不即不离，似乎与他们是没有什么瓜葛的。

　　方老一生历经浮沉，世态人心看得多了。他说过：“人不可俗；但不可不随俗。”解放后说这句话，这个俗字当不是雅俗的俗，似乎是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因此，他能在党直接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深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的。年轻时，他极好交游，甚至不问良莠；解放后自愿过从的实在仅屈指可数的几位了。他的教养，本属经过封建统治层长期“改进”过的儒家者流。连他早年的享乐生活也并未逾越儒家子孙的道德规范，毋宁说倒是谨守的；虽然他也受过近代西方教育。最早留洋在欧洲有鼎鼎大名的辜鸿铭，曾用一把茶壶必须配几只茶杯以证明多妻制的合理性。方老似乎也与这位大学者一样，并不西化，却甘受儒家学说中毒素最重部分的影响，而被封建末世又加扭曲的。正因为在这种成熟到腐烂的昏天黑地里沉溺得太深了，正因为使他沉溺的不是书堆而是人海；反而倒能一咬牙就突围而出，蜕化为中国封建社会另一成熟的产品：最后皈依了黄老。俨然六朝人风度，仅吃一份人间烟火食，有一种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做人处世的态度。这样，也就绰绰有馀地徜徉在新社会诸色人中了。

　　某年夏夜，找地方纳凉，随陶白访名中医某老闲话。老人有瓷癖，被治愈的重病号，多以古瓷为谢。因为来路庞杂，也就鱼龙并存。陶老开我的玩笑，说我看瓷有些眼光。老先生对我端详了一下说：“那么，我要请教了。”回身进房捧出一只瓶朝桌上一放，问我：“靠得住吗？”我一看，是南宋官窑的器型、釉色。杭州郊坛下出土的破片我是见过一些的，但它有芒、不够润泽，我不敢开口。老先生见我如此，乃打出王牌，振振有词：“陈方老看过的。”我问：“方老怎么说？”他笑笑说道：“方老说，可以玩玩，可以玩玩。……半年前，陈万里先生从北京来找我看病。难得有此机会，我拿出几件东西请他过目。看到这件宝贝，陈先生直截了当三个字：‘东洋货！’”老先生说完哈哈大笑。这是方老与人相处的一面。

　　因为这要看为什么要“圆”？“圆”的对立面，不是也可能是“僵”吗？例如其次有两位为了一点实在是不足挂齿的事，忽然顿足、捶台，裂眦、吡牙起来。方老淡淡道来：“所为何来呢？坐下吧，歇歇再谈嘛。”单凭他的这副神色和声调，这两位的体温为之骤降，也就慢慢坐下了。在这类情况中，能这样按摩一下而得缓解，不是一派祥和之气了吗？为人如此，就是古人所谓“柔舌长存了。我写这些，只是客观地述说有陈方恪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存在决定意识，毫无建议别人向他学习之意。

　　若论桑榆晚景，方老实在可说难得。1965年的一天。突然小便梗塞，憋到半夜腹痛如绞。邻居中有位的大校，平时诗酒酬答，是可以谈谈的朋友。这时，一辆小汽车将病人急送总医院。这里的医生真高明，检查以后说道：“老先生，你的病是五十年前种下的根子。”方老此时困顿已极，微弱地叹口气答道：“唉，我年轻时荒唐，我年轻时荒唐！”他连说了两个“荒唐”，这是一个人真正摆脱浮华后的诚恳的反省。医生为他在腹部开了个洞，插入塑料管由此排尿。

　　我追随杖履，听他娓娓谈“三朝”掌故，有所指评，皆得肯綮，未料竟以细数南京名厨了此一席谈。犹记当日告辞时，从洁白的被单里，他伸出只枯瘦的手让我握了一下。这是一只曾屡屡画眉于绣阁的手，给葱尖般手指套上钻戒的手。如今那手掌像蚕皮那样透亮，凸出的青筋仿佛一条条蜷伏的豆虫。走过灿烂奢靡的、灰败辛酸的漫长的路，他到此告终了。告终得实在可说差强人意，因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一节早就闭幕。他之所以能在照明装置下作了近二十年的亮相，只是闭幕时，匆忙间幕布将他挡在台上，多逗留了几分钟而已。当然，地球上的血亲政治没有结束，甚至与他有关的那个网也还在力图延续；人世间也仍有奢靡、也仍有奢靡后的辛酸，只是不会是他所经历的那种形式了。

　　方老同样有生活，他可以从戊戌政变前夕写到解放以后。他是这70年间中国上层官僚士大夫核心圈子中的一员；他又是一颗偏离轨道的流星，长期沦落于北京、上海、南京这几个大城市的基层，离开圈子再回顾圈子中的种种包括昔日的自己，当有较为明澈的认识。他看过大量的明清小说，其中颇有不经见的作品；他有本领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每有描述或议论，中肯、透彻、风趣极富表现力，移之纸上便是文章。如果逼住他写出这部长篇小说，估计当不会比《孽海花》逊色的，也不必念念于被人束之高阁的诗集了。可惜我，交臂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