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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无人机实验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美国和英国政府研发了首批无人飞行器。美国的型号名为“凯特灵飞虫（Kettering Bug）”，它是一种无人驾驶的空中鱼雷，于1918年10月首次飞行。英国的“空中靶机（Aerial Target）”，一种小型无线月首次测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诸如V-1飞弹（V-1 flying bomb）等技术进步。它由德国研发并在“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和“十字弓行动（Operation Crossbow）”中用于攻击盟军。这是一种恐怖轰炸工具，被证明在恐吓英国平民方面非常有效。法国、苏联和美国利用坠毁的V-1飞弹对该装置进行逆向工程，并生产了各自的导弹系统。这些系统在战争末期发挥了有限作用，并影响了后续使用的装置设计。早期的设计除名称外，在范围与灵活性方面均与现代无人机迥异，它们更被视为巡航导弹或其他可控射弹的前身。尽管如此，无人机的概念及其在战争中的潜在应用，可以说正是源于这个时期。

　　20世纪90年代，无人机发展为精确打击平台，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美国的“MQ-1捕食者（MQ-1 Predator）”无人机在巴尔干地区行动期间加装了“地狱火（Hellfire）”导弹。9/11事件后，武装无人机成为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其他地区反恐行动的核心。它们根据《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50条（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授权和第10条（美军）军事授权，提供了持久的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以及低风险的打击选择。近年来，“MQ-9死神（MQ-9 Reaper）”无人机扩展了这些能力，塑造了公众将无人机与定点清除划等号的看法。这一时期标志着无人作战空中载具（UCAV）在作战中的主流化，但也引发了关于合法性、主权和平民伤亡的辩论。

　　到2010年代，以“大疆创新（DJI）”等制造商引领的消费级无人机技术进步，使得小型、高性能的无人机（UAV）得以广泛普及。国际与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将相对廉价的商用无人机改造用于侦察和简易攻击。无人机作战不再局限于国家军队。这种“扩散化”模糊了民用和军用之间的界限。私营研发和初创公司迅速扩大了硬件和软件市场。与此同时，国家驱动的扩散加速。伊朗开发了如“见证者-136（Shahed-136）”之类的巡飞弹（loitering munition），这些武器如今在乌克兰和中东部署。俄罗斯在战时压力下从进口转向大规模生产本国设计。

　　在乌克兰，无人机已成为高精度ISR和火炮校射不可或缺的工具，商用四旋翼无人机和无人机构成了“传感-射手”回路，显著提高了2024年至2025年间的火炮命中率。与此同时，搭载PG-7榴弹或聚能装药战斗部的第一人称视角（FPV）“神风”无人机得以直接攻击坦克、火炮、后勤车队甚至单兵，将低成本平台变成了致命武器。在海战领域，乌克兰使用了“乌尔苏拉（Ursula）”等小型无人水面艇（USV），能够运送FPV无人机从黑海或河流上攻击敌方海军资产和雷达，融合了海军侦察与攻击能力。这凸显了无人机在跨域作战中的独特性和多用途性。然而，电子战（EW）在塑造乌克兰战场上的这场无人机革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俄罗斯使用干扰机和欺骗设备，促使乌克兰通过模拟FPV链路、分布式视频传输、跳频、甚至通过光纤细缆进行有线控制等技术迅速适应，使无人机作战对干扰的抵抗力日益增强。或许迄今为止这场战争中无人机最重要的应用是“蜘蛛网行动（Operation Spiderweb）”。超过100架廉价的FPV无人机——部分通过基于人工智能（AI）的自主导航技术增强——被秘密运入俄罗斯纵深。它们从机场附近隐藏的容器中发射，袭击了包括图-95（Tu-95）和A-50（A-50）飞机在内的战略资产。这对俄罗斯的轰炸机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并重新定义了作战人员如何利用廉价无人机在敌方领土执行纵深打击任务。

　　在乌克兰，即便是商用无人机也将“传感-射手”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从而提高了火炮效能。具有ISR能力的无人机也重塑了海战。海上无人机能够在沿海和有争议水道进行侦察。无人机收集的数据不仅支持战术行动，还输入更广泛的情报生态系统，实现“生活模式”分析和目标开发。然而，电子战（EW）日益威胁着ISR无人机的效能，其可以干扰通信、阻塞GPS信号或劫持控制信号。因此，ISR领域正在向自主导航、强化数据链和不依赖卫星的定位系统演进。

　　无人机现在也是打击任务的核心，从可重复使用的军用级UCAV，如“MQ-9死神（MQ-9 Reaper）”或中国的“攻击-11（GJ-11）”，到一次性巡飞弹，如以色列的“哈洛普（Harop）”或伊朗的“见证者-136（Shahed-136）”。巡飞弹和打击无人机是一种独特的工具，它们结合了ISR无人机的监视能力和精确制导弹药的精确打击作用。这使得操作员可以在战场上空盘旋数小时，在战术时机适当时再实施攻击。

　　在乌克兰，大量使用更商业化的FPV无人机展示了廉价、简易的系统如何能够大规模地摧毁昂贵的坦克和坚固阵地。它们的扩散正在改变战争的成本，迫使军队思考昂贵的装甲在面对廉价打击无人机蜂群时是否可行。与此同时，国家项目正在开发能够携带更重有效载荷（包括精确制导炸弹）的大型UCAV，以弥补无人机与传统攻击机之间的差距。然而，打击无人机仍然容易受到先进防空系统的攻击，特别是在激烈争夺的空域作战时。这种脆弱性反过来又刺激了隐身技术、电子对抗和蜂群战术方面的创新，以压制防御。

　　无人机作战已与电子战密不可分，并处于无人机与各种形式对抗措施之间持续不断的适应循环中。在乌克兰，俄罗斯广泛使用干扰机，迫使乌克兰部队迅速适应，试验跳频控制系统、自主导航和强化通信链路，包括光纤有线解决方案。反无人机（C-UAS）措施多种多样：动能方式包括霰弹枪、高射炮、导弹甚至无人机对无人机的拦截；非动能措施包括电子战干扰、GPS欺骗和定向能武器。战场上日益密集的无人机推动了分层防御系统的发展，将远程雷达和导弹与近程电子战和点防御武器集成。即使是先进军队也在努力应对反无人机战争的经济性，因为用价值10万美元的导弹击落一架廉价的四旋翼无人机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挑战刺激了对低成本对抗措施的需求，例如反无人机步枪、捕网和紧凑型激光系统。最终，反无人机正在崛起为一个独立的作战域，各国军队投入资源以在进攻和防御上取得无人机优势。无人机也已成为电子战工具的平台。经过改装的具有电子战能力的中国“攻击-11（GJ-11）”改型和美国无人机现在执行干扰和雷达干扰行动。无人机正成为电子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空中和海上领域。

　　无人机蜂群不仅仅是无人机的规模化使用；其定义在于平台间的网络化协同与分布式智能。虽然如乌克兰战场所见的大规模无人机运用可以压制防御，但这本质上是传统作战的升级版。相比之下，无人机蜂群被概念化为集体行动，每个单元实时通信并根据其他单元的行动进行调整。这种自主性使得蜂群即使在某些个体无人机被摧毁或与操作员及其他无人机切断联系时，仍能继续运作。基于自然系统（如鸟群或昆虫群）建模的算法，能够实现自适应编队、集体目标选择和共享传感等涌现行为。此类能力创造了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提供了单一无人机无法比拟的韧性和灵活性。蜂群与大规模使用的区别至关重要。后者已在改变战争形态，但前者代表了一次颠覆性飞跃，可能重新定义空中力量条令。

　　无人机蜂群可能扮演多种作战角色。最受期待的应用之一是饱和打击，即数十或数百架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同时攻击以压制防空系统。除此类打击外，蜂群还可用作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实现对战场环境的全面测绘、目标探测，并向指挥系统输入增强的实时情报。另一角色是电子战（EW）干扰，蜂群无人机可作为分布式天线阵列，破坏敌方的通信、雷达或GPS。海战场景突显了其进一步潜力，蜂群可压制舰船、迷惑瞄准系统，并迫使对手消耗昂贵的拦截弹。在城市环境中，蜂群可以以人员或大型系统无法实现的方式清剿建筑物和侦察地下空间。通过兼具进攻和支援功能，无人机蜂群可成为未来作战中高度多用途的工具。

　　尽管技术进步迅速，但在实现全面作战部署之前，蜂群技术仍面临重大挑战。通信仍是主要障碍，因为存在激烈对抗的电磁环境可能中断链路，迫使系统依赖去中心化的自主性。实现足够的人工智能（AI）自主性本身也存在困难，特别是在平衡自主性与控制权、以及确保遵守交战规则方面。随着蜂群规模扩大，防止无人机相互碰撞或干扰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能源和续航力也是限制因素，小型无人机有限的飞行时间制约了持续的蜂群作战。将蜂群整合到更广泛的指挥与控制结构中，是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确保操作员能够下达意图而不必对单个无人机进行微观管理方面。最后，对手的对抗措施——从定向能武器到电子战干扰——可能利用赋予蜂群优势的互联性来对付它们。在蜂群从演示验证阶段迈向夺取战场主导地位的工具之前，克服这些挑战至关重要。

　　华盛顿的下一代方案是将有人驾驶战斗机与协同作战飞机（CCA）配对，后者是成本较低、“可消耗型”的无人机，可携带传感器、干扰机或武器。美国空军（USAF）已成立一个实验单位，为CCA开发战术、训练和保障体系，这标志着从技术演示向部队设计的过渡。预算和规划文件将CCA直接与“下一代空中主宰（NGAD）”项目的“系统家族”挂钩，将有人驾驶喷气机定位为无人僚机的战斗管理器。其作战逻辑是提高杀伤、减少损失——将风险转嫁给无人机，扩大弹药库深度，并饱和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环境。

　　中国在无人机研发和商业生产领域均处于主导地位，并在无人机（UAV）和无人作战空中载具（UCAV）的作战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技术进步。中国在研发、生产和适应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九天”无人机母舰项目以及“暗剑（Dark Sword）”和“攻击-11（GJ-11）”等UCAV项目，是中国在无人机作战技术多元化方面的杰出例证。试图整合无人机以饱和敌方防空、通过超音速和隐身无人战斗机投射力量，以及在不危及飞行员的情况下实现纵深打击能力，这既体现了无人机作战在中国条令中的地位，也展现了中国在亚洲的战略雄心。

　　非国家行为体将商用无人机、简易弹药和外部国家支持组合在一起，以实现以往需要空军才能达成的效果：情报、监视与侦察（ISR）、精确骚扰和战略破袭。特别是，多份情报报告强调，有来自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成员渗透到乌克兰的“国际军团”。根据乌克兰安全局的情报，他们获得了关于FPV无人机作战的宝贵经验。这可能导致无人机技术扩散至贩毒集团，他们将能够获得廉价的商用无人机并掌握相关技能，用于其自身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另一方面，胡塞武装的远程单向攻击和“国”（ISIS）对四旋翼无人车的改造表明，廉价平台、任务套件和宽松的庇护所可以产生不对称的打击范围。这种趋势侵蚀了空中力量的垄断地位，强加了高昂的防御负担，并使升级与反应复杂化。

　　下一代UCAV的工作沿着两条可见的轨道展开：一是大型、低可观测的打击型UCAV概念，旨在穿透先进防空系统；二是成本较低的“忠诚僚机”或可消耗型无人机，设计用于与有人机协同作战。美国的条令和预算文件明确将NGAD概念与协同作战飞机（CCA）及可消耗型僚机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增加打击纵深和降低飞行员风险的一种方式。中国和少数其他国家继续推进飞翼式隐身UCAV，旨在A2/AD环境中以成本换取生存能力。与此同时，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项目管理者及各军种正专注于分布式四机或更大规模的自主演示，以验证战术编组能力，而不仅仅是单机性能。隐身UCAV旨在恢复对同级对手防御体系的穿透能力，而忠诚僚机则旨在倍增作战效果并复杂化敌方瞄准。

　　预计到2030年可能出现的场景包括：（a）高端对手较量，隐身UCAV和忠诚僚机平台对一体化防空系统进行侦察和饱和攻击；（b）灰色地带胁迫，使用持久、低成本的无人机在战争门槛以下骚扰后勤、港口和基础设施；（c）去中心化的商业网络，使代理人或非国家行为体能够远程实施协同效应。无人机使用是稳定局势还是加剧危机不稳定性，将取决于作战条令和升级管理。俄罗斯很可能继续在其指挥结构中整合从乌克兰获得的经验教训，并侧重于在各部队集成廉价和中端无人机。预计美国将继续专注于有人-无人编组（MUM-T）开发以及与盟国的指挥集成，以便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更顺畅的作战。无人机发展脉络的统一主线包括更廉价的生产、人工智能（AI）赋能的自主性以及跨域连接能力，这些因素降低了使用门槛并使威慑复杂化。防御方若要有效，必须投资于分层反无人机系统（C-UAS）、电子战和干扰能力，同时建立完善的外交网络以应对无人机成为冲突决定因素时的升级局势。无人机网络将日益成为胁迫工具和战略模糊性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