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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是一份颁发于1978年的国家教育部门文件，文号为（78）教计字1427号，标题为《关于同意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通知》。当时经国家批准，恢复和增设的普通高等学校共计169所，其中，专科院校97所。三十多年过去，沧桑变幻，这些专科院校纷纷升格为本科，有的甚至成为综合性大学，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郧阳师专目前仍然还是专科，放眼全国，与她相伴的只有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和田师专和阿坝师专这两所师专了。

　　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４年，湖北省教育部门决定把师范部和师训部从联合中学分出，单独成立郧阳师范学校。于是，学校经历了第一次迁建。当年夏天，郧阳师范的三百多名师生背起行囊、搬着教具，来到郧县老城的新校址重新创业。行进在绵延的搬迁队伍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一位当时意气风发的年轻教师、现在已退休二十多年的学校老领导发出了如此感概：“当时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认为搬进新校园标志着学校新的开始，从此走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搬而不可收拾，后面还有接连五次搬迁；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年轻的学校竟如此命运多舛，种种曲折、坎坷和磨难都在前面等着她。”说着，满头银发的老人不禁潸然泪下。

　　新的家园是在旧郧阳府衙门和旧郧县衙门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的。郧阳府衙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虽然承受了四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但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修葺、精心维护，依然坚固、美观，飞檐翘角，曲槛回廊，雕梁画栋，显现出当年知府衙门的气派。这片雄踞于郧县老城中心地带的古老建筑群，是中国传统宫殿建筑与民居建筑的结合体，包括大小房屋二百多间，占地近二百亩。当时教育经费较少，学校对府、县衙门给予了充分利用，略作改造分别作为教师的办公、生活用房和学生的住宿、就餐场所。同时进行了必要的扩建：在府衙后面新建两栋二层楼房，用作教室；在府衙一侧，开辟了一块五千多平方米的大操场。另外，新建了一座仿古风格的大门楼。这里，教学、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环境优美宜人，活动场地开阔，交通便利，闹中取静。作为一所上世纪50年代新成立的师范学校，其办学条件确实是相当优越的。

　　学校的师资力量更令人称道。尽管郧阳地处偏远，经济较为落后，但当时的郧阳师范却云集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人才。这主要归功于时任党总支书记兼校长的王香山真心爱惜人才、用心招揽人才。这位来自山东老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以前当过校长，深知优良的师资对于办好一所学校的重要性，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敢于打破当时在用人方面十分流行的“潜规则”：不管本人历史与出身如何，只要是具有真才实学、现实表现良好、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他都热情地请过来，大胆地用起来。在王校长的感召下，各专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地赶赴这所山区学校，他们很多人是毕业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知名学府的高材生，其中不乏留学归来、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大学教授。郧阳师范成立时，王校长认为师范学校是培养教师的地方，对师资质量的要求更高，于是，他把很多骨干教师优先分配给郧阳师范。一时间，这所学校真可谓精英荟萃，藏龙卧虎，师资阵容很是强壮。提起当年的老师，一些老校友到现在还如数家珍，啧啧称赞。

　　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政府没有划拨建设和搬迁专项经费，所有的迁建费用都靠学校自己筹措。掏不出钱购买建材，广大师生就自己动手拆掉原有建筑，再将砖瓦、木料、石块等材料重新利用。没有运输车辆，只能靠师生肩挑背扛。新老校区虽然直线距离并不远，但要爬上一道很陡的山岗，其垂直高度只有大约100米，却得盘旋1500多米才能上去。师生以高度的主人公精神和坚强的毅力，牺牲了所有课余时间夜以继日地苦干。有的肩膀擦破了，有的脚磨出水泡，但仍然咬牙坚持。有位女生总是比其他同学挑得多，两个月后，因腰部受损较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她刚住了两天，伤还没痊愈，却又坚持回来，继续挑起那副沉重的担子。

　　迁建也给学校的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常常是刚刚盖好一栋宿舍，当天晚上就会有一部分学生搬进去就寝。考虑到学生安全，每天晚自习后，当天值班班主任负责送学生过去。带班校领导也要每天前去巡视，检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其他老师考虑到校长李伯达年龄较大，行动不便，不忍心让他晚上带班，但他每次还是坚持翻山越岭去新校址。隆冬时节，有时天降大雪，李伯达就一个人拄根拐棍，一步一步地往山顶爬行。他慈父般地逐间寝室仔细查看，问寒问暖，一直等到所有学生都熟睡了，才放心地离去。

　　经过九年的施工，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主体工程竣工，于1967年下闸蓄水。这时，库水已把郧阳师范老校址全部淹没，并且水位逐渐上涨，一米一米地向学校新校址逼近。最后，“水漫金山”在现实中再度上演，郧阳师范被围困在一个空间狭窄的山包上，不但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且正常的教学活动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学校的第三次迁建势在必行。水不等人，容不得丝毫犹豫，郧阳师范人不得不放弃仅有四年的安宁生活，再次踏上奔波之路。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郧阳地委决定将郧阳师范学校迁到当时的十堰市白浪公社马路大队。

　　经过两年多的苦战，1969年，位于十堰的新校园建设基本竣工，建筑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教学、生活设施完善，可以容纳一千名学生就读。师生当年搬入新居，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和招生。郧阳师范人不禁长长松了一口气，满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以后再也不用迁徙他处了。从学校领导到普通教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十堰新校区办学才刚刚一年多时间，用老教师们的话来说就是凳子还没坐热，第四次迁建的命运又毫不留情地降临到郧阳师范人的头上。

　　1970年，国家正在十堰市大举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根据整体规划，其中一个专业厂——铸造二厂需要建在郧阳师范校园所在地，上级要求学校必须尽快迁出。看着用自己的汗水浇筑起来的校园，郧阳师范人实在不甘心就这样被赶走。校领导怀着侥幸的心理，面见郧阳地委领导，期望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上级改变决定。当时处于“文革”中的军管时期，身为现役军人的地委书记和郧阳军分区司令员一起，把校党委副书记吴西钢“请”到军分区招待所，关起门来连续上了7天的“思想政治课”，先提高他的思想认识。吴西钢只得回校召集师生员工开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郧阳师范人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都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也没有校的道理，最后，大家都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上级决定。当然，很多人内心是十分不情愿搬迁的。

　　新校址选在郧县城关东郊一个名叫香炉崖的地方。这一次迁建，比前几次都艰难得多。主要原因在于，以往是先建后迁，至少是边建边迁，师生还有个安身的地方。而这次就不同了，全校师生员工先要“净身出户”，离开现有校园后，再从零开始建设新校区。为了兼顾基建和办学两个同等重要的任务，学校一方面要组织一批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搞基建，争取早日建成新校园，让师生入住；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在新校址周边借房子先把几百号学生安顿下来，安排部分人员负责教育教学和后勤服务。借来的房舍实在容纳不下那么多学生，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一个学生班级迁到３０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办学，安排两个教师负责教学和管理。为了赶基建进度，所有老师都取消了星期天和节假日。1971年寒假，学校宣布全体老师都不能回家，因为农历腊月二十六左右将要运来一批建筑材料，需要大家一起搬运。任务很重，大家一直干到腊月三十下午两点，才吃上学校准备的团年饭。学生们也参加了大量的基建劳动，白天要上课，他们坚持每天晚饭后和老师们一起到新校址工地干活，往往一直干到10点多钟才回宿舍休息。

　　学校升格为大专后，办学规模随之扩大，可是香炉崖的各项条件已远远不能适应一所高等院校的要求。不仅现有的校舍远远不够用，而且整个校区地处滑波、胀土地带，地面和房屋开始出现下陷、裂缝现象。由于交通不便，造成学校后勤保障非常困难。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学校几次迁建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喝上优质的水，此时自己却走到了饮水困难的境地。因为远离水源，无法建立起供水系统，师生生活用水都是从农用水渠里抽取，不但平时清洁卫生无法保证，而且，遇到天旱水渠断流，还要到几公里外的河里去拉水。为了维持办学，也为了今后的发展，学校必须选择新校址。1979年6月，当时的湖北省革委会同意了郧阳师专的迁建要求，新校址确定在距丹江口市城区五公里的金岗山。

　　1980年1月，新校区基建工作开始全面铺开。学校把新校园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抽调20名干部职工组成基建专班，并指派两名副校长常住工地，专门负责基建工作。第一批进入工地的教工砍掉一两米深的荆棘，用牛毛毡搭起一间简易工棚，20多人就挤在里面。至始至终参与了此次基建工作的欧孝忠老人回忆说，工棚天晴还可凑合，若是下雨天，雨水就从顶棚漏下来。每当这时，他们不顾衣服、被子都被淋湿，首先想到的是用帆布篷把建筑材料包好，防止进水受潮。当初根本没有厨房，就在露天挖个土坑烧火做饭，所以雨天就得另想办法，有时候还得忍受饥饿。

　　改革开放之初，物资供应极为匮乏，及时采购基建物资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采购队伍。现已退休的中文系教授孟进厚当时担任采购大组长，为了买到紧缺的建材，他带领采购员们进林区、走豫陕、下武汉，四处奔波，寻找货源。有一次，他到武汉采购基建机械，没有现货，需要排队等候，一待就是几个月。年仅一岁的小儿子这时突然生病住院，他爱人既要给孩子治病，又要照顾另外两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打电话要他赶回去。可机械采购事关整个基建工程，时间紧迫，回去了就前功尽弃。孟进厚狠心拒绝了爱人的要求，一直坚持到任务完成，才匆匆赶回家。

　　经过近4年的艰苦建设，新校区主体工程基本竣工，1983年暑假，各专业全部从郧县搬到了丹江口。相比以往，这次搬家路程最远，两地距离100多公里，车运船载，跋山涉水，不但学校的仪器设备、个人的家具用品损坏了很多，有的教师还承受了金钱不能弥补的损失。朱山樵和王果爱夫妇身上发生的事就是例子。曾与翦伯赞共过事的朱山樵，从新中国初期开始在华中师大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文革”前就是很有影响的知名学者；王果爱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外事工作，曾多次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文革”中，夫妇俩下放到郧阳山区，后来又调到我校工作。朱山樵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撰写了一部填补国内外学术空白的专著《中国工业史》，但是，没来及出版“文革”就爆发了，在一次抄家中书稿被烧成灰烬。他不甘心半生的心血就这样被毁掉，好在撰写这部著作时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料卡片还完整地保留着，这是他重写书稿的资本。这箱重达20公斤的卡片是他的生命，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不容半点闪失。这次从郧县向丹江口搬迁，他把这箱卡片交给王果爱保管，一再叮嘱千万不可大意。可是，搬家过程中的事情确实太多了，再加上年事已高，记忆力减弱，到了新校区，王果爱竟然找不到那箱卡片。夫妇俩着急了，把所有东西翻了几遍，最终还是不见卡片的踪影。夫妇俩风风雨雨半辈子一直恩爱有加，从未红过脸，修养很好的朱山樵这次实在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在一通咆哮之后，一连七天都没有理睬王果爱。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此事还怀有深深的遗憾。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学校办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郧阳师专所处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越来越明显。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2005年10月，郧阳师专不得不再一次提出迁建的请求。或许是对这所学校过去几十年所付出牺牲的一种补偿，或许是对这所学校寄予了特别的厚望，湖北省政府部门很快批准学校迁往十堰市城区。就这样，郧阳师专开始了历史上的第六次迁建工程。经过长达8年的设计、施工，一座占地面积646亩，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规划布局合理、建筑风格鲜明的大学校园在十堰市北京路拔地而起。2013年7月，新校区建设基本完成，学校主体和一万余名师生员工迁入十堰校区。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临近竣工的时候，这所“车轮上的学校”终于居有定所，再也不用四处迁徙了。

　　近六十年的时间内六次迁建，源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伴随着这项世纪工程的始终，几许奉献，几许牺牲，几许悲壮。这一切，巍巍武当可以作证，滔滔汉水可以作证，几代郧阳师专人可以作证。从1954年开始，为郧阳师专奉献了毕生精力，也完整经历了学校六次迁建的原校党委副书记杨剑英老人，感触颇深地如是说：“一所学校，平均每十年搬迁一次，史所罕见。学校在关键时刻能够顾全大局，勇于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这种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如此频繁的搬迁，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失了众多的人才，严重地制约和影响了学校的发展。”